2023年，中国经济展现出了韧性和活力。高盛最新全球宏观经济研究报告指出，到2023年底，中国内需的全面复苏将推动全球GDP增长约1%。这一增长动力还将延续至2024年。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瑞银等多家国际机构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2024年，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如何在疲弱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踏浪前行？红星资本局推出《复苏——经济学家看2024》，对话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探寻2024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之路。

　　复苏——经济学家看2024⑨

　　本期专家：张丹丹，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

　　2024年伊始，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接受了红星资本局专访。

　　劳动经济学是张丹丹的研究领域之一。她表示，AI正在对中国的就业市场产生替代效应，AI暴露度（即工作内容可被AI替代的程度）高的职业的需求呈现下降趋势。面向未来，职场人需要关注新的机会，并运用数字技术为自身服务；企业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力量，加速转型升级。

　　张丹丹表示，“人才红利”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中，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对于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展望2024年，她认为市场正等待一些创新或突破来引领增长，高科技和AI技术领域就可能是下一轮增长点。在科技竞争中，我们更加需要培养顶尖的人才，应加大投资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使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更适合于技术进步的需求。

　　中国已初现AI技术替代人工的趋势

　　不同的职业岗位需求此消彼长

　　红星资本局：人工智能是目前最热门的词汇之一，AI在为人类劳动力短缺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引发了其与人类关系的讨论和担忧。科技的发展在劳动力市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AI会在2024年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或挑战吗？

　　张丹丹：AI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的课题组基于2018年1月到2023年4月智联招聘的岗位需求、求职者简历投递数据及求职者问卷调查的数据看，中国已初现AI技术替代人工的趋势。过去五年AI的发展和近一年来ChatGPT等生成式AI的发展，导致AI技术暴露度高的职业需求出现下降趋势。AI技术暴露度高的职业主要集中在财务、银行、翻译和销售等白领工作，其共同特点在于工作任务包含较多的文本处理、资料收集整理等内容，而这些知识型的工作任务正是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的长项。

　　我们还发现，近五年来，大部分职业的大语言模型影响指数（Work Activity-based LLM Exposure Index）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各种职业在对工作任务的要求方面尚未出现明显的、针对AI技术的更新。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从招聘岗位数量体现出来的劳动需求已经对此做出了“AI技术替代人工”的反应，但大部分职业的内涵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技术替代人工主要不是发生在“职业内部”，而是体现为不同职业的岗位需求的此消彼长。

　　短期来看，求职者已经在通过转向受AI影响程度更低的职业来规避AI的替代。但长远来看，职场人更愿意以积极的方式应对AI的挑战，通过学习AI工具使用技能来提升自我，从而在未来更好地驾驭AI来辅助自己的职业发展。

　　面向未来，在技术革新、产业创新的发展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关注智能化在生产领域的广泛使用，同时应加速技术前沿涉及产业的技术采用，只有与新技术的广泛结合和在生产过程中的充分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职场人需要关注新的机会，并运用数字技术为自身服务。企业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力量，加速转型升级。同时，大学教育的价值也值得审视，整个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本培养或将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以顺应数字时代的变化。

　　目前中国零工经济比例非常高

　　未来或成为常态

　　红星资本局：中国制造业发展到当下，当初的劳动力红利现在进入了什么阶段？未来中国还会是“世界工厂”吗？

　　张丹丹：从宏观角度看，2016年开始，智能制造大规模发展，工业机器人进口呈指数级上升，到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进口工业机器人保有量第一的国家。

　　我对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保持乐观态度，这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我们的劳动力规模仍然是世界最多之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全世界居高位，即给定相同的工作时间，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最高。

　　此外，中国的制造业用工体量仍然是最大的。中国制造业GDP持续上升，转向高质量发展，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隐形冠军企业。这些高端制造需要技术工人和设备技术的配合，很难转移到国外。

　　我们在长三角等地区还看到许多增长点，特别是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正在加速出海，陆续布局北美、东南亚和欧洲地区。阿里的AliExpress、拼多多的Temu、抖音的TikTok以及快时尚独角兽SHEIN，这些平台在海外影响力不断扩大，不仅为海外传统大促“黑五”增添了变量，给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造成了压力，也拉动了中国民企的制造产能大量出口，带动了物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企业来说，出海是一个必然选择，不仅是产品要进入消费端市场，生产端也可能需要向外转移，以接近产品销售市场并降低成本。

　　随着技术进步，机器替代人工成为趋势，但仍有部分工作需要手工完成。然而，这些工作技能要求较低，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帮助工人摆脱低技能陷阱，实现个人成长。

　　红星资本局：近年来，“零工经济”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日渐成为吸纳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的重要途径。未来可能会如何发展？

　　张丹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推动，让“零工经济”从技术层面成为一种可能。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这种灵活的就业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使个人能够通过平台直接与消费者对接，不再需要传统的雇主。目前中国的零工经济的比例非常高，灵活就业人数已经成为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未来可能会成为常态。另外，由于有些灵活用工工作风险较大，比如外卖，劳动伤害风险较高，社保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平台正在尝试提供兜底保障，如交通意外险等。但这里也存在被保障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如何平衡灵活性和保障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高科技和AI技术领域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需培养顶尖科技人才

　　红星资本局：展望2024年，您认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有什么建议？

　　张丹丹：从我们的研究看，“人才红利”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中，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对于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人才红利”之外，劳动力在不同行业的分配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

　　我对2024年的经济保持谨慎乐观态度。目前市场处于观望状态，正在等待一些创新或突破来引领增长，高科技和AI技术领域就可能是下一轮增长点。尽管何时出现还不能确定，但在科技竞争中，我们更加需要培养顶尖的人才，更多要在教育上发力，应加大投资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使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更适合于技术进步的需求。教育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因为教育相对稳定，而市场和技术发展迅速，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以满足市场对技能的需求。

　　在确保AI的合法性和价值观正确性的同时，不应过度监管，以免扼杀创新。应降低技术使用的壁垒，让更多人实际应用AI技术，从而挖掘其潜力并创造新的价值，以避免产生技术鸿沟。此外，鼓励女性和老年群体参与劳动也是解决中国劳动力供给问题的重要措施。过去四十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幅度远大于男性，灵活的工作安排、可负担的托儿服务和养老服务等政策可以帮助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还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如中央和地方政策、民营经济活力、消费者信心等。中央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关键是要增强民营经济的信心，优化政企关系，给予企业更大的自由度。同时，政府应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以稳定市场预期。